《读书》二十周年合集

dingqiang2006

美作家约翰·契弗谈“电子时代”的文学


　　约翰·契弗(John　Cheever)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获1979年普利彻奖金，一直是畅销书，并为他博得“郊区的契可夫”的称号。最近他就“电子时代”的文学发表了一些看法，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9年5月21日一期作了概要的介绍。
　　契弗认为，小说是最准确最熟悉的思想交流方式。他说：“要谈论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如孤独、爱情、忧虑、激动、恐惧等，小说是唯一最好的方式。”在“电子时代”，小说可以独立于商业利润之外，没有任何交流思想的方式达到小说那样的水平。
　　人们不能单独地进行创作。文学应该是日常对话而不是正式的演说。“当我写作的时候，”契弗说，“我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聪明的读者，依靠他们同意我写在纸上的事情。我永远把读者放在脑子里，不断地问自己：我要写的是迫切的问题吗？我是否向读者提出了迫切的问题？……我主要追求‘迫切’的主题。”
　　契弗认为读者是唯一不被电子计算机的测定所隔离的“观众”。谁也不知道读者究竟是哪些人。“读者是聪明的男人或女人，他们遍布在世界各地。”作者要与读者分享生存的意义，分享人类生活中的激情。
　　早在收音机开始广泛流行的时候，人们曾预言文学作为交流人类思想的方式即将趋向结束。后来，电视、速读器、录像等方式也被认为会代替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是直到现在，文学作品的读者数量却不断增加。
　　许多杂志乱登短篇小说曾给短篇小说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也许与电视的普及是一种巧合。但那些杂志多数都不再流行，而短篇小说却仍然在生活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契弗说，“郊区是我许多小说的背景，它们反映了现代生活紧张的节奏。郊区生活是一种必须描写的生活方式。郊区生活是新兴的事情，人们必须学会在郊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郊区有许多值得批评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总的说来，人们涌向郊区给生活带来许多新的变化。”
　　契弗善于描写“限制”的主题，包括地域环境的限制和心理感情的限制。他说，“我常常发现自己被自己的理智和体力所限制。但我深信，在自己巨大的限制里发现人们喜爱的自由，无疑是这个星球上生活的本质。”
国际文坛漫步
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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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第4期,总第13期 - 海外书讯


　　《河上肇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志》，河上肇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执行委员会编刊，1979年，77页。
　　去年秋季，日本学界人士组织纪念河上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活动执行委员会，著文纪念这位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这本小册子就是这次纪念活动中发表的几篇文章汇编，内有井上清先生、小野信尔先生以及我国经济学家王学文同志等人的文章。
　　河上肇先生生于1879年，1902年毕业于帝国大学。他于1915年已升任教授，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步，沦为一名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而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年他发表《贫乏物语》(中文译名为《救贫论丛》)，论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工人带来贫穷的现象，但他把社会贫穷的原因归结到分配的不公平，要求改造社会组织。可见，这时河上先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919年，他以个人名义创办了《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不断发表他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论文。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洪流中，他逐步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底，他出版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中译本由郭沫若翻译)，研究俄国十月革命，阐述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思想，表明他已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由于他的理论研究造成了社会影响，因此日本反动政府把他列入“最危险的思想家”之列。河上先生在反动派的压力下并未屈服，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资本论入门》等著作，并于1932年在他53岁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积极为党工作。这时日本反动政府走上法西斯道路，实行文化专制，因此于1933年7月终于把他逮捕入狱。在狱中反动政府多次诱他自首，但他严词拒绝，保持了无产阶级的忠节。刑满出狱后由于身体遭到摧残，加上生活困难，最后于1946年1月30日以66岁的一生结束了他光辉的生涯。
　　河上先生的论著曾对我国理论界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李大钊同志曾留学日本，通过河上先生的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同志早年也曾读过河上先生的论著。郭老亲自译过河上先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并说此书的翻译竟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把他从半睡眠状态中唤醒过来。1954年郭老曾为河上肇先生逝世八周年写的题词中说：“东方的先觉者、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斗士河上肇先生永垂不朽！”王学文同志也曾留日，在河上肇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他在《回忆河上肇先生》一文中写道：先生不仅在与资产阶级学者展开论战中宣传和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而且培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年轻一代。
　　的确，河上肇先生的光辉一生不仅在日本，也在东方马列主义传播史上应占据一定的地位，值得我们研究和纪念的。　(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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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的文学；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松井博光著，东方书店1979年出版，281页。
　　这是日本学者松井博光教授写的我国著名作家茅盾的传记。作者说，他自读完《子夜》以后一直想写一部茅盾先生的传记介绍给日本广大读者。但由于缺乏资料，又因茅盾先生是一位大作家，因此他和别人都一直没能写得出来。这次虽然应东方书店之约作了一次尝试，但很难说全面地刻画了茅盾先生的形象。
　　此书只从大革命时期写到解放前，重点放在抗战以前。第一章是“雾、虹与红叶——在京都的茅盾”；第二章：“文学研究会和大革命”；第三章：“一九三○年代的茅盾——左联、《子夜》和《自由谈》”；第四章：“流浪的茅盾——抗战时期和国内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弥补本书的缺陷，作者在卷末附茅盾简历表。
　　至于茅盾先生的作品，在日本并不陌生，主要作品都已翻译出版，如《蚀》(小田<SPS=0803>夫译，1938年出版)、《子夜》(尾坂德司译，1951年出版；另有竹内好译本和小野忍、高田昭二合译本)、《腐蚀》(小野忍译，1954年出版；另有市川宏译本)、《霜叶红似二月花》(奥野信太郎译，1958年出版)，还有《林家铺子》等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评论集。关于这些情况，作者在卷末也附清单作了介绍。
　　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在此书写作过程中曾受到茅盾先生和《人民中国》编辑部的帮助，深表感谢。也听到茅盾先生正在写《回忆录》，恳切希望它早日成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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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小说词汇索引》，上野惠司编，龙溪书店1979年出版，547页。
　　此书是一部研究现代汉语的资料。上野惠司先生在六名助手的协助下，对鲁迅的三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均用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中的三十三篇作品做了调查和统计并编订了这部索引。每一条词汇后注明了作品、页数和行数，颇为详细。
　　索引前附了编者写的一篇论文，题目是“鲁迅小说的语法与词汇”。文中指出，鲁迅的作品是五·四白话文学的代表作，因此研究鲁迅作品中的词汇对研究现代汉语具有重大意义。鲁迅先生的创作过程也是对现代汉语的探索过程。他广泛地吸收方言、明清白话文和文言中的词汇，甚至还吸收外国语言(如日语和英语)的表达方法，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汉语。作者还把鲁迅作品中出现的语法现象和词汇同现代汉语作了比较，指出一些特殊的现象和鲁迅作品的语言特点。
　　此书的编订颇费功夫，对研究鲁迅作品中的语言以及现代汉语均有参考价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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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流放艺术家的肖像》(Por-raits　of　the　Artist　in　Exile)，维拉德·普兹(Willard　Potts)著，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2.9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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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乔依斯是现代派的大师，开辟了一代文风，但过去一些有关他生平的传记中，每每出现夸大和谬误，现在经过新的观察，不得不刊出更正再更正的文章。例如他出生的陋屋，不象一些作家笔下所说的那样破败，而传说他幼年受洗礼的教堂，当时却根本不存在。问题是许多关于他传说中的事迹，至今无法予以证实。正如他的巨作之一《芬内根们的苏醒》(1939)中的故事一样，如痴如梦，一切都似逼真如生，却又难以信之如实。
　　本书作者维拉德·普兹收集了六个不同国家的十三位作家，写了十七篇有关乔依斯的传记性的叙述文章。这些叙述都是有根有据的，但最后看来都染上乔依斯式的狂热，包括严肃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路易斯·吉莱也不例外。
　　乔依斯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修边幅，衣不称身。四顾若失，永远是充满着内疚和洋溢着歉意的神情。行路象在雾里，上讲坛时低垂着脑袋。清瘦的脸上，绵羊似的双眸……”故乡爱尔兰的邻居们见到他按钟点一家又一家依次去教授英语。“工作带劲，一丝不苟，对妻儿家属无不诚挚周到，他的审慎自制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回忆中，人们又不得不婉惜他“日益陷入的处境，只听他在饮酒高歌，在酒徒中比谁都喊得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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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相互矛盾的形象，出人意料竟来自同一个人对乔依斯同一时期的不同观察面。只要细看本文所选的四幅乔依斯素描，就可以了解乔依斯其人其文的多面性。
　　又如若克·玛肯顿用另一种腔调来描绘乔依斯一九三六年接近暮年的神情：“每当乔依斯坐下时便把那根黑色手杖夹在两腿之间，久久沉思默想，象一只静栖在枝头的鸟儿，目光四向转动，但并不集中于任何一物。谁也说不上来他究竟在注视着什么，沉思些什么。”他还记下了乔依斯夫人的回忆，他俩一生形影不离，伉俪之间不分彼此，但乔依斯夫人却找不到一句中肯的话来概括乔依斯的形象，她只能说：“他虽然老了，却什么也没有变。从许多方面说，他简直是个孩子。”
　　乔依斯侨居瑞士时，每日必读四五份报纸，就缺一份爱尔兰的报纸，后来玛肯顿给他找到了一份家乡的日报，乔依斯高兴异常，把报纸一折，塞进外衣的背部，同时认真地说：“你看这份报纸对我是多么不可或缺，再没有别的东西更使你感到暖和的了！”这显示了他对故国的眷恋。但事实上他一生活了七○七个月，其中百分之三十九(二七五个月)是住在爱尔兰的，也就是说他在故国生活了三分之一的岁月，却难在本国成为民族诗人。
　　乔依斯自从一九一四年发表了《都柏林人》之后，似乎不想再回到故乡去。他说：“我不想冒犯老乡亲。”因为他的书中充满了真人真事，爱尔兰有严格的诽谤法，人们又爱打官司，对于一些戏剧性的报复行为，尤其不会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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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记载了乔依斯的一生，但在意大利的特里斯特时期的生活记载最少，巴黎时期最多，因为他是在这里成名的。都柏林时期已经广为人知，瑞士苏黎世时期的生活也如此。只有在特里斯特的生活无法弥补。本书作者尽一切努力搜集了乔依斯各个时期的活动，是一本充分表现了乔依斯形象性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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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奥登。诗人的一生》(W.H.Auden，The　Life　of　a　Poet)，查尔斯·奥斯朋(Charles　Osborne)著，美国哈考脱·裘凡诺维奇(Har－court　Jovanovich)书店出版，17.95美元。
　　奥登是英国诗人，三十年代末期曾与名作家伊雪乌德来华，到抗日前线采访战讯，以后二人合作写了一本《一个战争的旅行》(JourneyTo　A　War)，其中部分奥登的诗曾由诗人卞之琳等译成中文发表，散文部分则由冯亦代翻译连载于香港《星报》，颇受读者欢迎。
　　本书出版后，美国纽约时报每周书评专刊曾由大卫·勃隆维奇撰文评介。他说在他详读本书时，先顺序读，后又依次倒读一遍，发现为读者节省时间起见，完全可以从末章开始阅读。本书作者查尔斯·奥斯朋(国际诗歌组织主持人，曾多次主持过奥登生前举行过的诗歌朗诵会)写作本书时，看来这正是他的写作计划，而全书给人的印象，也似乎传记作者有意为突出诗人的晚年从而逐步展开他一生事迹的。
　　奥登生于一九○七年。父亲是个内科医生，也从事于写作科技著作。母亲曾就读于伦敦大学法语系，结婚前当过护士。奥登少年时的经历多来自书籍与音乐，尤其熟读维多利亚朝的文艺宝藏；他的母亲则教他演唱华格纳的歌剧《特列斯坦和伊素德》中的情歌对唱，并由奥登扮演女主角伊素德。奥登自幼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这也奠定了他一生超越前辈的性格。
　　奥登十七岁时就开始写诗，思想一反当时的传统，表达了他独特的鉴赏力与风格。到他进入牛津大学时，他组织了一批新的同好者，在创作诗的领域里，只有伊雪乌德才能与他匹敌。一九三○年，T.S.艾略特首次在他主编的诗刊上发表奥登的诗篇，并在《准绳》(Criterion)上发表了奥登的《两面出费》(Paid　On　Both　Sides)，诗人威廉·罗卜荪评介这部诗剧，说是从中可以看出一种足以代表整个一代人态度的完美之诗句。
　　从此奥登跃上诗坛，成为红极一时的诗人，简直可以与拜仑比美——作为时代的代言人，他确实倾吐了重大的语言，可是这位发言人自己倒不一定明确这些话的确实含意。他似乎对一个家族，一部历史，一种遗传的腐朽性表达了极大的恐惧。这家族就是英国，她的历史便是专制制度机器的完成，而遗传下去的则是阶级社会。他崇拜列宁，说列宁的生活“是我们时代最优秀和最有意义的完善典范”。他要把所有的斗争转入到一场“思想斗争”之中。
　　奥登与伊雪乌德访问中国后，在途经纽约时写道：美国是如此广大，友好和富有，当时颇有改变他生活的意图，因为美国给予他所需要的自由自在的感觉。1939年他回到英国。他在美国与作家切斯脱·卡拉曼结为终身知己，以后曾合作写过不少广播剧本并得到演出。一九四七年他和大音乐家史特拉文斯基相识，给史氏作曲的歌剧《雷克的历程》写歌词。奥登崇拜史氏，认为这是在艺术上唯一超过他的同时代人。
　　奥登在四十年代中，写下了使他踌躇满志的诗篇《新年书信》、《暂时》、《焦虑的年代》等等，此外，还翻译了《魔笛》、《琪奥凡尼先生》和勃里希特的《桃花心木》，改编《傲慢与偏见》等小说为广播剧。
　　总之，奥斯朋说，奥登的许多创作给读者的印象，是更接近于他少年时热衷的维多利亚式的诗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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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铁塔及其它神话》(The　Eiff－el　Tower　and　Other　Mythologies)，法国罗兰·巴塞(Roland　Barthes)著，瑞都德·霍华德译，美国希尔与王(Hill　＆　Wang)书店出版，9.95美元。
　　罗兰·巴塞是法国新小说派文学的理论家，美国的新小说派如苏珊·松塔格，约翰·巴斯，唐纳德·巴塞尔姆，汤玛斯·品钦等，都深受他理论的影响，并有所发展。但他的理论在我国迄无介绍，即有之，也是间接引用来的，未能窥其全豹，也不可能加以有系统地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未掌握法语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更感到困难。法国的新小说派在五十年代曾风行一时，到六十年代末期才引进到美国，而七十年代则由品钦，巴斯，巴塞尔姆等人运用于他们的作品，成为学院派作家的一时风尚，至今未见其衰。最近美国希尔与王书店，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罗兰·巴斯的文学理论及批评文集等，共有十种之多：《一个恋人的自白》(ALover’s　Dis－course)，《形象——音乐——文章》(Image－Music－Text)，《罗兰·巴塞》(Roland　Barthes)，《文章的乐趣》(The　Pleasure　of　the　Text)，《神话》(Mythologies)，《符号学基本原理》(Elements　of　Semiology)，《冰点作品》(Writing　Degree　Zero)，《萨德，傅立叶，罗育罗》(sade，Fourien，Loyolo)，《S／Z，一篇论文》(S／Z，An　Essay)，《论拉辛》(OnRacine)。这批书有的只有精装本，有的兼有普及本，如果我国图书馆能够购备这些书，对于研究当代法国及美国的新小说派文学作品，一定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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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铁塔及其它神话》一书，共辑有作者的最新文艺评论三十篇。美国作家苏珊·松塔格称作者为“当代最有创造性的，卓越的和机智的文艺批评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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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解剖学》(Anatomy　of　An　Ill－ness)，诺门·柯曾斯(NormanCousins)著，美国诺顿书店(W.W.Nonton　＆　Company)出版，9.95美元。
　　诺门·柯曾斯是美国文化界名人，现任《星期六评论》编委会主任，这是本权威性的评论杂志，本刊今年第二期董鼎山的纽约航讯《谈谈<星期六评论>》中曾有详细报道。柯曾斯近年来兴趣转向医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任教授。教的虽是文学课，但研究的却是医学。中国有些作家是从学医而改事文学工作的，柯曾斯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文艺界是较为少见的。他去年夏季曾经来过中国，曾与中国作家会面，闲谈中也提到医学方面的问题，但那次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中美民间的文化交流工作打开道路的。
　　柯曾斯这本《疾病解剖学》的主旨，在于说明人体内部有一种自然的医疗作用，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自然的医疗作用，来与严重的疾病作斗争并战胜这种疾病。
　　柯曾斯首次发表他的理论是在《新英格兰医药杂志》上，这篇文章今天在美国已成为医药方面的经典著作。
　　本书是这篇文章的充分发挥，阐述为达到全部恢复健康，在这一斗争中，患者态度的重要性。书中说明笑与求生的意志以及一切积极的情绪，可以成为战胜病魔的有力的武器。最重要的是《疾病解剖学》中，强调患者心理上合作必要，并举出许多病例来证明与病魔作战时患者心理合作的可能性。患者必须对战胜病魔有坚强的信心和责任心。
　　书中所述的理论，医药杂志及一般刊物中多有论列，现在许多医科大学中也以这种理论教育学生。作者曾经收到三千多封来自医生的信件表示支持他的理论，并提供同样经验和病例。
　　《约翰·巴克汉评论》说，“他(指柯曾斯——注)的这本著作，将会给需要这本书的人带来希望，也许因此而打开医药研究中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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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书讯
益民/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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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介绍今日世界的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为了扩大人们的眼界，更多地接触世界，正在编辑出版一套丛书，从地理角度介绍今日世界各地的情况。这套丛书计划有二十多本，每本三、五万字，最多不超过十万字。现已出版的一本是《今日澳大利亚》。
　　《今日澳大利亚》一书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气候和我国完全相反的、南半球的独特的国家的许多有趣知识。它是袋鼠的故乡，按树的发源地。它的羊毛产量占世界三分之一，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六十年代以来，它又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矿产品出口国，被称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本书抓住了这个国家的各方面的特点，能给读者较深刻的印象。书前有彩色照片四页。
　　本书作者唐海彬是西北大学地理系的讲师，另一作者叶进曾是驻澳大利亚多年的新华社记者。

王兆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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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一九七九年年会


　　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共有会员一百人左右，一九七九年的年会于九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在英格兰北部的里兹大学举行。到会的有大约六十人。会上学术报告中有四篇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其中有唐代小说，六朝的爱情诗，马王堆第三号墓的文献，唐代的道家学说等。此外，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最引起人们的兴趣，所研究的题目包括当代文学、戏剧以及当前政治形势。
　　这次年会不同往常。往常总是大家根据第二手材料，最多就是到中国去一个短时期，谈谈印象而已。但这次有长期在中国居住、对中国和英国情况都熟悉、而且有不寻常经历的杨宪益先生到会作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在英国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很多。过去研究中国，所谓汉学，都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而现在由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所以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有了显著的增加。中国所进行的规模如此巨大的社会试验，一些新鲜事物如人民公社等都引起外国人们的极大兴趣。对中国当代情况的研究也就越分越细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有专门人材。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一九七九年的年会上虽然没有这个题目，但在以前的会上，牛津大学的一位捷克人提出中国本土所使用的语言已有许多变化，同台湾或海外华人使用的语言出现很大差异。他举出许多实例，甚至在语音方面亦有不同。这当然是一种必然现象。美国、英国社会情况很相似，文化传统出自一源，但语言尚且有不同。中国社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语言不变是不可能的。比如“检讨国际情势”、“举行官式访问”之类的词句，中国人听了很刺耳，有时也容易产生误会。
　　在中国语文教学方面，尤其在教外国人学什么样的中文方面，就产生了疑问。虽然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但却没有作出结论。
　　我国解放后在语言上做了许多统一规范化的工作。推广普通话，取得很大成绩。在教外国人学中文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我认为应当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研究。这不仅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影响。
文化交流记述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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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硬译与意译


　　读了1979年《读书》第三期上一篇《论翻译书》后面罗新璋同志的“附记”，觉得他提倡的译法，将使他自己走上歧途，也影响青年读者走错路。骨鲠在喉，不能不吐。这里把个人的意见说出来，以就正于读者。
　　我认为“直译”是翻译的康庄大道，过去多少先行者，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努力，已经走出路来了。简单点说：象戴望舒、梁宗岱、李健吾等人译的法国诗文、戏剧，高植、曹靖华、巴金、汝龙等人译的俄国(及苏联)作品，卞之琳、曹禺、方重、范存忠等人译的莎氏戏剧及英国其他佳作，罗念生、周作人、杨宪益译的希腊诗、剧等等，都是直译很好的范作，都受到了读者的赞赏和学习。
　　“硬译”本来是极个别的现象，过去有人诬蔑鲁迅先生的译品是“硬译”，但先生译的诗文，除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的《论艺术》那三本比较难译的书以外，其它全部长短篇译文，都可以说是标准的译法，是近数十年译作中的精品，值得后人揣摩学习(尤其是《毁灭》、《死魂灵》、《十月》、《表》等等)。过去我看到的巴尔扎克小说的中译本中，有不少是语言学者高名凯教授译的，读起来是比较吃力的，有的一个句子竟长达五十多字，这是想走直译的路子而掌握得太呆板了一点，难免给人“硬译”的印象(但他译的《巴尔扎克传》却又是流畅好读的。所以他译的小说，毛病出在哪里，还没有摸清楚)。有的译品叫人读不下去，多半是由于译者外文未到家，或中文太差，不能错认为是由于直译之故。
　　“意译”的毛病，象林纾、伍光建那样的译品，是一看就清楚的，他们可以增添原文所没有的字句或意思，也可以任意略去原文本来有的字句或意思，看不出民族国家有什么区别，也看不到作者特有的风格，尽管译的是不同作者的作品，却只能看到译者个人的笔调。作为过渡时期的一种译法，当时起过一定作用，今天再走这条老路，实在毫无必要。另一种也是意译，毛病实际是一样的，他们任意变更原文的句式和句法，改用中国的句式和句法，使“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他们的最高理想是“重神似不重形似”，因此也可以随便增减字句(《读书》1979年第二期上程代熙同志文章说到傅雷先生译巴尔扎克《幻灭》中的一句话说：“原文并无‘专讲’二字，译者无意中加上这两个字，倒反而把事情弄得复杂了”)。正如《读书》1979年第三期上一篇《许崇信教授论直译与意译》中说得好：“意译的消极的一面，在于它的保守性，因为它容易排斥新的表达形式，总是把新的表达形式改造成自己的面貌。”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毛病也就在这里(他译的罗曼罗兰和服尔德的书尚未读到，故未论及)。
　　现在罗新璋同志却认为傅先生的译笔是最理想的一种译法，准备亦步亦趋地学习这种译法，甚至“把傅译……计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一字不漏地抄在原著上，以便随时翻检查阅”，认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而傅译就是他的“规矩”，并认为“我们不妨把傅译作为一种译派(他寄傅雷函则称之为“宗派”)，……同时提倡各种翻译风格竞进争雄。”我的意见认为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只有“正确的”与“不正确的”两类，凡能够正确无误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保全原作的神韵和风格的，就是好的译文，否则就是较差或很差的。如再加上许崇信教授的话，即“更能反映异国的风光与情调，更能吸收我们心里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新的表达手段”的，就是好译法。决不能说这里边还可分出许多“宗派”来，也不能说“不妨……提倡各种翻译风格竞进争雄”，因为只有各不相同的作者才有各自不同的风格，译者只能跟着作者走，自己有了固定的风格就糟了。有人说，读傅氏的译品，往往使人闻到一种油腔滑调的气味，读起来不费劲，但象读的本国小说，总觉得这里面短了一些东西，原因就在于他“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化的结果，原作者不见了，读者看到的是貌似合而神离的译者在说话，所以失望了。论傅氏的用力之勤，所下的功夫之深，都是令人敬佩的，可惜走错了路子，使他的译作好多需要重译(象泰纳的《艺术哲学》或许不必重译吧，此书未见)，为了以后的译者不至于重陷这个覆辙，特写了以上几句。《读书》编者把许教授论翻译的文字与罗文同时刊出，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好使读者知道那一种译法是对的。
读者·作者·编者
洪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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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篇好的书评想起


　　朱虹同志发表在《读书》1979年第五期上的《<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一文，是一篇出色的书评。它不仅对关于《简·爱》评论中的一些似乎已成定论的东西，提出了疑问，而且打破了多年来在文艺批评方面的俗套，勇敢地承认自己以前持有的偏见，给我们的批评界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为什么《简·爱》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时隔一个多世纪的今天，当人们重读它时，仍会为之深深地感动而且引起强烈的共鸣？笼统的回答可以说是由于它的“批判现实主义”。朱虹同志的文章，试图超出那些框框。她从历史的观察，从探讨作者的创作道路，从分析作品中的形象，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一段很好的评论。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恩格斯的这段文字，尤其不能因为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教给了我们比当时所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所教给我们的还要多的东西，就要求所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这么作。如果这样要求，那么《简·爱》简直就没有价值了。
　　夏绿蒂·勃朗特的经历，使她不大可能大量接触社会上各种人、各种事物，去描绘一幅巴尔扎克式的广阔的社会图画。所以书里几乎没有涉及所谓重大题材，没有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事件紧密相连，但却以一个平常的故事，创造了一个思索着的王国，传递出了那个时代妇女要求解放的强烈信息。这个事实对我们今天的作家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谓紧跟形势，以当前一个政治口号与政治要求为出发点，力图在流动着的历史中抽出一个点，却又要构出一幅跳动着时代脉搏的红红绿绿的图画，这种作品在艺术上并不总是具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生命力是在于塑造——塑造活生生的真实的形象。忘记了这一点，忽视了这一点，总是要吃亏的。比如《于无声处》这个剧，作者的立意是很好的。但由于过于追求政治说明，形象就显然欠生动，而且有些不够真实。到现在，除了它的首创作用外，已很少有人谈论它了。
　　朱虹同志在文章中指出了当时家庭女教师这个职业的实质，指出了它给那些妇女带来的痛苦和耻辱。诚然，简·爱不是个革命家，可她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敢于思索自己，为自己的尊严而敢于斗争的人。朱虹同志把这本书称为“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是完全正确的。可惜的是我们许多同志硬是只敢肯定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还得“高大完美”，那他怎能理解简·爱这样的人物呢。
　　朱虹同志揭示了《简·爱》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坦率地承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陈旧观点是有问题的，即粗暴地把个人反抗的思想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而把它打发掉。简·爱那种嫉恶如仇、不妥协、不屈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傅雷在他翻译的《贝多芬传》一书中说过：“一个古老的社会崩溃了，一个新的社会在酝酿中。在青黄不接的过程中，第一先得解放个人，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自由的个人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先驱。各有各的时代，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今天我们对傅雷的这段话并不完全同意，但他是有一些道理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需要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而要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就要为了社会而解放个人。每个人都需要反省自己、认识自己。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各人起的作用不同，但就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什么才是主人翁的态度？——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明白我为什么而干，这才是主人翁的态度。趋炎附势，甚至仗势欺人，那是做奴才。这又是我读《简·爱》所想到的。
　　朱虹同志的文章也对我国文艺批评界提出了一个问题：文艺批评究竟要不要打破清规戒律，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我国的文艺批评，特别在对于继承十九世纪欧洲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框框是很多的。这样下去，恐怕真像朱虹同志所说的：“外国文学评论的路子不是会越走越窄吗？”
　　革命导师们对不少作家有着十分精辟的分析，但这毕竟不是全部，不应该限制我们。我们不能只在怎么理解导师们的原话上争来争去，而要更多地去从作品本身，从历史中开拓，提出一些真正经过独立思考，经过周密分析，符合文学的客观规律的东西来。
　　我国的人民创造了翻天覆地的业绩，我国的作家完全应该能在世界上有巨大影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什么呢？除了其它原因之外，批评界是有责任的。
读者·作者·编者
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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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一阁的藏书


　　我们在《读书》1979年第八期读到了谢国桢先生《访书观感》一文，其中第五节是专谈天一阁藏书的。谢先生是我国史学界前辈，他以耄耋之年，亲至各地访书撰文，为四化作出贡献，这种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但文中部分内容，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尤其是所谓“没收了朱赞卿律师所藏”一节，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我们根据事实，谨作如下说明：
　　一、朱赞卿先生为浙东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曾于文革期间被错抄，今已落实政策，全部藏书归还其家属，后由其家属损赠我阁。我们为此隆重举行了献书仪式和发给奖状奖金，《浙江日报》、《光明日报》于去年九月间均有过报道。所谓“没收”云云，与事实完全不符。
　　二、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间，距今四百二十年，而不是“四百五十多年”。
　　三、四明本《汉华山碑》整拓，解放前已佚，现我阁无此藏品。
　　四、冯贞群先生捐赠伏跗室藏书是1962年的事，《访书》文中说成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时间搞错了。
　　五、天一阁目前藏书已达三十余万卷，其中善本书就有八万卷。《访书》说：“据目前统计，天一阁所藏书籍共有一万三千多卷”，与事实亦有出入。
　　六、明抄本《三才广志》为1184卷，我阁存有284卷。《访书》文中所称全书283卷，天一阁残存22卷，误。
　　以上各点，恳切盼望在贵刊上予以披露更正，以免以讹传讹，为读者所误解误引。
　　　
　　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1980年2月20日
读者·作者·编者
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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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注释工作


　　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词藻和典故需要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白居易诗选》的注释，是很详尽的。以《琵琶行》“枫叶<SPS=1493>花秋瑟瑟”这句中“瑟瑟”一词来说，注释是“〔瑟瑟〕风吹草木声；一作‘索索’，字通义同。参考本篇‘备考’”。在“备考”中又举出杨慎《升庵外集》举的很多论证，指明“瑟瑟”一词的意义不是萧瑟而是碧色，并及陈晦伯以“瑟瑟谷中风”的又一不同意义。这样，毫不武断地旁征博引地给读者提供了参考。但如中华书局版的《宋词一百首》的注释，就非常马虎。其中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词“羽扇纶巾”的注释，说是当时将军们的流行服饰。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一些不好的注释，恐怕比没有注释还要坏。
　　我们热忱地期待从事注释工作的同志们，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
读者·作者·编者
黎万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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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拉姆的《世界文库》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德国安东·非力浦·雷克拉姆的《世界文库》。据说，雷克拉姆(1807—1896)生于莱比锡，21岁时开了一个叫做“文学阅读室”的租书店，后来创办了雷克拉姆出版社，起初主要出版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字典、历史等著作和十二本一套的廉价的莎士比亚全集，也出版一些时事问题小册子，其中不少是攻击反动的梅特涅制度的。正象著名的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所说，“这个出版社是作为叛逆者而迈开它的第一步的”。
　　1867年，六十岁的雷克拉姆决定出版廉价的文库本，取名为“雷克拉姆世界文库”。这一套受人称赞的文库，首先是刊印各国的文学作品，每月大约出版十种，后来文库逐渐扩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包。文库对德国的启蒙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1867年到1943年出版社被炸毁为止，前后七十多年间，文库出书共七千六百种，总册数共二亿八千万册。1947年出版社在斯图加特重建，到1978年底，文库又出书三千一百种，二亿二百万册；在东德的莱比锡也出版了六千三百万册。
　　这套文库并不是豪华的精装本，而是64开的小本本。在每一本的书背，印有小星星，一个星星表示一百页，书价仅半个马克左右(1958年时价)。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售价只有一至一个半马克。文库出版初期，书价是一个星星两格罗申(约合二十分尼)。去年波恩《总汇报》发表的卡尔·克劳斯的回忆文章说，他十二岁时，他的祖父指着满满一书架的《世界文库》对他说，“这些‘雷克拉姆文库’是我年轻时买的。我有时省吃一顿午饭，或者步行几小时省下车钱，用来断断续续买下这些书。”
　　据说，日本的“岩波文库”也是从它得到了启发的。
　　我想，我们的出版界也可以借鉴于这套文库。几年前，我到广西的一个较大的县，发现那里的县图书馆连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都不齐全，更不用说别的书了。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出版一套文库，用两种格式排版，一种是大32开本，硬纸面，一种是36开本(或近似的小开本)，封面涂塑料，定价都特别低廉(当然也应该允许出版者有些利润)。这套文库无所不包，但都是著名的或比较著名的作品。小图书馆有了这套文库，就是有了一个基础；个人更可以选购36开本的那种，价廉而物美。当然，印数上要不断地、大量地增加，避免硬性分配和黑市等现象。
　　这件事要有国家出版局的领导和全国各出版社的协作，可以考虑有个专做这事的出版社。解放前、后已经出版的，合乎选入这个文库的条件的书，可以先出。以后也不必组织新稿，只要把各出版社够条件的书选进来就可以了。
　　我相信这对于提高全国的科学文化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读者·作者·编者
吴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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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第4期,总第13期 - 新书预告


　　在哲学战线上(王若水，505页，人民)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吴光辉，96页，青年)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工作(薛暮桥，152页，人民)
　　　
　　国外农业现代化概况(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所编，279页，三联)
　　　
　　为了保卫祖国(本社编，474页，青年)
　　　
　　怎样看待谦虚与骄傲(曹宪文，80页，青年)
　　　
　　红旗飘飘(第十九集)(本社编，344页，青年)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刘文辉，142页，三联)
　　　
　　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李瑚等，340页，青年)
　　　
　　中国经济史论丛(傅筑夫，770页，三联)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王芸生，331页，三联)
　　　
　　强者(张志新烈士传记故事)(晓凡等，308页，青年)
　　　
　　辞源(二)(修订小组、商务编辑部编，约1000页，商务)
　　　
　　英语缩略语辞典(约1200页，商务)
　　　
　　论生活、艺术和真实(萧殷，228页，文学)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外国文学研究所编，192页，中国社科)
　　　
　　印度现代文学研究(印地语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编，184页，中国社科)
　　　
　　上海的早晨(三)(周而复，414页，文学)
　　　
　　自由(叶君健，331页，文学)
　　　
　　曙光(叶君健，352页，文学)
　　　
　　精明人的苦恼(董玉振，290页，文学)
　　　
　　不许收获的秋天(木青，269页，文学)
　　　
　　难忘的冬天(胡奇，114页，文学)
　　　
　　春天并不遥远(曹玉模，130页，文学)
　　　
　　求索(邵一凡，186页，文学)
　　　
　　爝火集(巴金，176页，文学)
　　　
　　巴基斯坦纪行(冯苓植，68页，文学)
　　　
　　草原上的牛蒡(〔罗〕伊斯特拉蒂，张增信译，62页，文学)
　　　
　　总统先生(〔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黄志良、刘静言译，238页，外国文学)
　　　
　　洛东江(〔朝〕严端雄，杨永骝、赵司译，166页，外国文学)
　　　
　　亚洲民间故事(本社编，104页，文学)
　　　
　　线性偏微分算子(〔瑞典〕霍曼德尔，陈庆益译，190页，科学)
　　　
　　高维数值积分(徐利治等，160页，科学)
　　　
　　微积分学习指导(许莼舫，200页，青年)
　　　
　　光学传递函数数学基础(孙树本，80页，科学)
　　　
　　分子轨道图形理论(唐敖庆等，130页，科学)
　　　
　　植物生理学研究法(A.桑皮特罗编，华北农大译，140页，科学)
　　　
　　植物生态学的研究方法(阳含熙译，180页，科学)
　　　
　　盐渍化环境中的植物(A.波杰科夫等主编，赵可夫译，80页，科学)
　　　
　　海洋考察(卢博等译，100页，科学)
　　　
　　坦桑尼亚、肯尼亚古人类概要(吴汝康等编著，96页，科学)
　　　
　　等离子体技术(B.格罗斯等，过增元等译，180页，科学)
　　　
　　控制论基础(〔苏〕A.Я.别尔涅尔，刘定一译，180页，科学)
　　　
　　金属的力学性能测试(魏文光编著，280页，科学)
　　　
　　电视测量设备(〔英〕韦弗编著，石云译，40页，科学)
　　　
　　实用会场扩声(王季卿等编著，180页，科学)
　　　
　　懂一点空间技术(范剑峰等，200页，青年)
　　　
　　农业气象知识(邓善来等编著，170页，科学)
　　　
　　血液病知识(浦权等编，80页，科学)
　　　
　　病毒的分类与命名(F.芬纳编，廖延雄等译，100页，科学)
　　　
　　免疫化学技术(王世中主编，128页，科学)
　　　
　　怎样才能学习好(孟吉平，104页，中国少儿)
　　　
　　文天祥(庄真，144页，中国少儿)
　　　
　　彭湃的故事(侯枫，112页，中国少儿)
　　　
　　革命老爷爷徐特立(谷斯涌，100页，中国少儿)
　　　
　　鲁迅的故事(唐<SPS=0348>，104页，中国少儿)
　　　
　　外国文学家的故事(二)(许加利，180页，中国少儿)
　　　
　　儿童文学诗选，1949—1979(袁鹰、邵燕祥主编，517页，文学)
　　　
　　云海探奇(刘先平，488页，中国少儿)
　　　
　　金钥匙(陈久德，32页，中国少儿)
　　　
　　花蕾集(杨啸，336页，中国少儿)
　　　
　　严文井作品选(344页，中国少儿)
　　　
　　节约的数学(马明，80页，中国少儿)
新书预告